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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掌故

西魏苏绰的“六条诏书”

来源: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 发布时间:2021-01-12

      南北朝时期,北魏分裂为西魏、东魏后,双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,东魏据有原来北魏的统治核心区,地广人多,兵强马壮,而西魏偏处关西,地瘠民贫,军力也远弱于东魏。为扭转不利局面,西魏掌权者宇文泰重用苏绰进行改革,苏绰将改革要点归为六条,上奏后颁行,是为“六条诏书”。

  重视思想。“先治心”,历代改革者,往往首先注重如何富国强兵,如何横扫八方,重视的都是经济方面、军事方面,典型的就是《战国策》中的策士。但苏绰却讲“先治心”,改革要思想先行,这是苏绰的高明之处。“是以前世帝王,每称共治天下者,唯良宰守耳”,“凡治民之礼,先当治心”。那么,如何“治心”呢?“是以治民之要,在清心而已”。如何“清心”呢?并非否定人的物质欲望,“夫所谓清心者,非不贪货财之谓也”。“治心”、“清心”,是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,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,行动才能有正确的指引,“乃欲使心气清和,志意端静。心和志静,则邪僻之虑,无因而作。邪僻不作,则凡所思念,无不皆得至公之理”。治国理政者作好了表率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“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,则彼下民孰不从化”。这也是苏绰为什么要把“先治心”摆在第一位的原因,“是以称治民之本,先在治心”。      

  重视教育。教育的重要性是使风俗、人心发生变化,“然性无常守,随化而迁。化于敦朴者,则质直;化于浇伪者,则浮薄。浮薄者,则衰弊之风;质直者,则淳和之俗”。教育进而会影响社会的治乱兴亡,“衰弊则祸乱交兴,淳和则天下自治。治乱兴亡,无不皆由所化也”。教育是事关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大事,教育要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,“教之以孝悌,使民慈爱;教之以仁顺,使民和睦;教之以礼义,使民敬让”。教育的目的达到了,那教育的效果就会显现,“慈爱则不遗其亲,和睦则无怨于人,敬让则不竞于物。三者既备,则王道成矣”。这就是重视教育的原因,古圣先王致天下开太平,莫不如此,“此之谓教也。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,还淳反素,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,莫不由此。此之谓要道也”。    

  重视民生。当时最大的民生,就是吃饭,国以民为本,民以食为天,苏绰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,他指出,“人生天地之间,以衣食为命”。要让老百姓吃饱饭才行,“是以古之圣王,知其若此,故先足其衣食”。粮食问题是国家的根本,任何时候都是这样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,乃至世界的文明史,王朝的兴衰成败大多是和粮食问题相联系的。现代国家往往没有古时候惨烈的王朝更替情况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进步解决好了吃饭问题。吃饱了饭,才能干好事。这也是做好其他事的先决条件,比如说教育,“故先足其衣食,然后教化随之”。苏绰非常重视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问题,对此可以说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,强调要让老百姓有工作,这样社会才能稳定,连男女老少该做什么事情,都说得很清楚,“无问少长,但能操持农器者,皆令就田,垦发以时,勿失其所。及布种既讫,嘉苗须理。麦秋在野,蚕停于室,若此之时,皆宜少长悉力,男女并功,若援溺、救火、寇盗之将至。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,蚕妇得就其功”。      

  重视人才。“六条诏书”里面篇幅最大的部分,就是讲选人用人,可见苏绰对选人用人的重视,“上至帝王,下及郡国,置臣得贤则治,失贤则乱,此乃自然之理,百王不能易也”。虽然苏绰自己出身门阀,其家族从曹魏时起历代都担任朝廷两千石以上的官职,但对魏晋以来在选人用人上只重视出身的门阀制度,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,“自昔以来,州郡大吏,但取门资,多不择贤良”、“夫门资者,乃先世之爵禄,无妨子孙之愚瞽”、“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,是则土牛木马,形似而用非,不可以涉道也”。对于历来为统治阶级所轻视的普通“刀笔吏”,也就是出身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,苏绰给予了高度重视,“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,是则金相玉质,内外俱美,实为人宝也”。那么怎么选人用人呢?既不看出身,也不看年资,就看是不是人才,是人才就用,不是人才就不用,“今之选举者,当不限资荫,唯在得人。苟得其人,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,伊尹、傅说是也,而况州郡之职乎。苟非其人,则丹朱、商均虽帝王之胤,不能守百里之封,而况于公卿之胄乎。由此而言,官人之道可见矣”,这就是选人用人的原则。     

  重视法制。法制得当,社会安定;法制失措,社会动乱。苏绰指出“赏罚得中,则恶止而善劝;赏罚不中,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民无所措手足,则怨叛之心生”。苏绰特别强调执法者要知法守法,法律是死的,人是活的,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来执行,执法的人出了问题国家肯定要出问题,“是以先王重之,特加戒慎。夫戒慎者,欲使治狱之官,精心悉意,推究事源”,执法过程必须慎重,慎之又慎。苏绰强调要慎用刑罚,“明必不得中,宁滥舍有罪,不谬害善人也”,这是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的。苏绰还指出滥用刑罚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,“夫人者,天地之贵物,一死不可复生”、“凡伐木杀草,田猎不顺,尚违时令,而亏帝道;况刑罚不中,滥害善人,宁不伤天心、犯和气也”。 

  重视税收。苏绰充分认识到了税收的重要作用,“国而无财,位不可守。是故三五以来,皆有征税之法。虽轻重不同,而济用一也”。苏绰强调税收的公平性,“夫平均者,不舍豪强而征贫弱,不纵奸巧而困愚拙,此之谓均也。故圣人曰:‘盖均无贫’”。苏绰指出,税收不能只重视收税,还要重视发展经济,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,税收才能源源不断,“然财货之生,其功不易”、“必须劝课,使预营理。绢乡先事织纴,麻土早修纺绩。先时而备,至时而输,故王赋获供”。不然,税收就是无源之水,就会导致问题丛生,“如其不预劝戒,临时迫切,复恐稽缓,以为己过,捶扑交至,取办目前。富商大贾,缘兹射利,有者从之贵买,无者与之举息。输税之民,于是弊矣”。苏绰特别强调“租税之时,虽有大式,至于斟酌贫富,差次先后,皆事起于正长,而系之于守令”,用人得当,“则政和而民悦”;用人不当,“则吏奸而民怨”。苏绰还指出征税要体察纳税者的实际情况,要体恤民力,不然的话,“不存恤民之心,皆王政之罪人也”。   

  “六条诏书”比起历史上其他重要改革的相关文件,短小精干,却又切实可行,西魏因之日趋强盛,后来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,进而灭取东魏而代之的北齐,为隋朝统一全国,继而为后来开启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制度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