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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仕途第一站
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发布时间:2020-10-16

 

明代画家朱之蕃《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》(部分),画中的苏轼俨然一位农夫,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大儒形象颇为不同。

  近期,故宫博物院推出“千古风流人物——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”,其实,苏东坡不仅有潇洒风流的一面,也有努力公事、为民解忧的一面,自他初入仕途时便是如此。

  苏轼在虚岁26岁时踏入仕途,在此后的四十年人生里,他的社会角色其实都是宋朝的一名官员。

  在苏轼诗词里,对于官员身份的自我认同,也是屡屡形诸笔墨,比如在词中自称“太守”,“为报倾城随太守,亲射虎,看孙郎”(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),这是他在密州任知州时记录自己亲率属下会猎山林的场景;在诗中自称“使君”,“我是朱陈旧使君,劝农曾入杏花村”(《陈季常所蓄〈朱陈村嫁娶图〉》),这是回忆自己在徐州知州任上奔赴田间、劝课农桑的往事。“太守”也罢,“使君”也罢,都是地方州郡长官的古雅称号。

  在成为太守和使君之前,苏轼的仕途正式开启的第一站是在陕西凤翔。他的职务名称很长,足足有21个字——“将仕郎、守大理寺评事、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”。前面两个官名都是虚的,分别代表级别和待遇,级别是从九品下,享受正九品待遇,只有最后一个是实际职务,也就是凤翔府签判。宋代的签判“掌诸案文移事务”,主要掌管机关日常公文,也分管一部分案件、税务等工作,从地位而言,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政府秘书长。

  凤翔是北宋王朝的西北重镇,地位远超一般州郡,所以苏轼的仕途起点不可谓不高,这也是因为韩琦、欧阳修等重臣的奖掖推荐,朝廷才对其破格重用。他到了凤翔,下车伊始,便加班加点投入工作,“伏自到任以来,日夜厉精”(《凤翔到任谢执政启》)。

  然而他不是一个只会加班的官员,刚到凤翔不久便深入基层调研,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让当地老百姓最痛恨和畏惧的问题。

  那就是“衙前之役”,这是宋朝的一种徭役,顾名思义,就是差遣百姓帮着衙门办事。办事的范围很宽泛,比如给衙门做饭、泡茶、煮盐等等,但主要职责是看管仓库、运送公物。这些活儿都不是容易的活儿。看仓库,仓库失火了、进水了、被盗了,都得照价赔偿甚至治罪。运送公物则更苦了,当时治安很差,路上万一被“梁山好汉”打劫,那就得赔上身家性命了。因此史书对此评价说,“役之重者,自里正、乡户为衙前,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,往往破产”。

  苏轼所在的凤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灾区,这里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终南山砍伐无数木材,编成木筏,装载着西北诸州县的官物,沿着渭水进入滔滔黄河,一路漂流而下,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,运抵位于黄河下游的首都开封,交割完毕,才算任务完成。真可谓九死一生!更让苏轼感到气愤的是,当地部分官员毫无悲悯之心,很多公物明明无须紧急运送,却还强迫服役的百姓赶在黄河汛期出发,这不是驱民入渊吗?

  《宋史》记载,“轼访其利害,为修衙规,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,自是害减半。”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,苏轼抓住了问题要害,果断修改了制度规定,让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运输时间,避开黄河汛期,这样衙前之役的危害减少了一半。

  1063年3月,宋仁宗去世,宰相韩琦任“山陵使”,负责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。修陵需要大量巨木,韩琦就把这个任务压到了森林密布的凤翔府。而苏轼作为凤翔签判,负责具体落实运输巨木的任务,需要组织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、运送巨木。

  韩琦是当年提携苏轼的伯乐,无论是于公,还是于私,苏轼都得尽心尽力,甚至超额完成任务,方能报答知遇之恩。可是,苏轼却毅然给韩琦写了一封信。在这篇《上韩魏公论场务书》中,苏轼直言“轼官于凤翔,见民之所最畏者,莫若衙前之役。”洋洋洒洒、直抒胸臆,把自己见到的真相写了下来,论述了凤翔衙前之役对百姓的危害。在信的末尾,苏轼恳求“及今使郡吏议之,减定其数。伏惟相公留意,千万幸甚。”劝说韩琦裁减数量,尽量纾解民困。

  在运送这批巨木时,恰逢渭水干涸,民夫只能变身纤夫,用万千血肉之躯挽木而行。苏轼看到“千夫挽一木,十步八九休”的场景,不禁感慨“民劳吏宜羞”(《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》)。即使他为这一方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,他依然感到羞愧。“民劳吏宜羞”这五个字,应该送给那些劳民伤财的庸吏,该感到羞愧的绝不应该是苏轼。

  在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吏面前,苏轼则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。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个“潜规则”。

  当时凤翔府的监狱里关押了不少良民,很多是因为服衙前之役获罪的,“或管押竹木,风水之所漂;或主持粮斛,岁久之所坏”(《上蔡省主论放欠书》),有的是因为运送的竹木漂走了,有的是因为看管的粮仓里的粮食时间长了变质,便被抓了起来。

  其实,朝廷对这类事已经下了诏书,要求赦免有关人员。凤翔府负责此事的官吏却把朝廷明诏秘而不宣,“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,皆更数赦,远者六七赦矣。”大量“囚犯”被关在牢中,以追讨他们所“欠”的财物,甚至有遇到六七次赦免都继续关押的,导致朝廷诏书成了一纸空文。等到这批人把家底儿全都吐出来之后,当地官吏才公布赦免诏书,可是人也关了,钱也罚了,诏书还有什么意义呢?

  苏轼得知内情之后,亲自到监牢里面询问。“问其以不得释之状,则皆曰:‘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。’”苏轼通过亲自“询囚”,敏锐洞察了一切,果断释放了这些百姓,让他们回去安居乐业,又严厉惩罚了恶吏,并把这个“潜规则”如实上报上司。

  苏轼以民之忧为忧,同样也是以民之乐为乐。在刚到凤翔的第一个冬天,他冒着寒风四处走访,在凤翔城东看到一个荒废的池塘,池水已然干涸,淤泥都露了出来,唯有几株枯柳呆立池边,一派凄凉景象。下属告诉他这就是古老的“古饮凤池”,相传周朝有凤凰路过岐山,在此饮水,故而得名,年久失修,现已毁败,周边农田也无法得到灌溉。

  于是,苏轼决心予以修治,按照“涝则闭之以蓄水,旱则泻之以灌田”的目标,在公务之暇亲自设计了修治工程,带领几百工匠,引凤凰泉水入池,解决了池水干涸的问题,且汇聚成一大湖,“但见苍石螭,开口吐清甘”(《东湖》)。苏轼亲自将“古饮凤池”改名“东湖”,广种垂柳,绿树成荫,这里成为凤翔百姓休闲观光的胜地,也成为周边农民防治旱灾的“水库”,可谓一举两得。至今,凤翔东湖依然有两个亭子保留了苏轼当年的命名,一个叫君子亭,一个叫宛在亭。千年之后,当地百姓还在东湖修建了望苏亭,寄托对苏轼的怀念。

  当然,苏轼留给凤翔最有名的亭子还是喜雨亭。

  那篇《喜雨亭记》,既被收录进清人编写的《古文观止》,也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,因此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章。

  “予至扶风之明年,始治官舍,为亭于堂之北。”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,才开始修建官舍,顺便建造一个小亭子。那个春天“弥月不雨,民方以为忧”,又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下雨,老百姓的忧愁达到顶点。因为“五日不雨则无麦。十日不雨则无禾。无麦无禾,岁且荐饥。”终于等到下了一场大雨,弥漫在凤翔城乡的所有忧愁才烟消云散,“官吏相与庆于庭,商贾相与歌于市,农夫相与忭于野,忧者以喜,病者以愈,而吾亭适成。”

  笔者相信,在凤翔没有雨的那些日子,不只是民以为忧,苏轼也是忧伤的。而当大雨瓢泼的时候,他也跟凤翔的百姓一样欣喜若狂,所以才把自己的小亭子命名为喜雨亭,“亭以雨名,志喜也。”这种发自肺腑的与民同忧同喜,激荡在苏轼的胸怀之中,于是才有了千古传诵的《喜雨亭记》。

  苏轼曾在上报朝廷的《策别》中直言“民者天下之本”。从其仕途的第一站开始,他便践行着这一理念。正是因为苏轼在凤翔踏踏实实做的几件实事,以及那种天然质朴的为民情怀,凤翔百姓才给他起了一个“苏贤良”的外号。

  这三个字,字字千钧。

  在故宫推出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,有一件藏品据说是近年来从未展出的,即明代画家朱之蕃的《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》。画中的苏轼,头戴竹笠,脚踏木屐,身着布衣,体态壮硕,一副农人打扮,满脸欣喜之色。

  这也是笔者最喜欢的一幅苏东坡画像。比起其他画像里或是瘦骨嶙峋的落魄姿态,或是正襟危坐的大儒形象,这种自然活泼的民间样子,或许才是东坡本来面目。(徐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