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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变局下如何谋划文化发展
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发布时间:2020-10-20

      当前一段时间,是编制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的关键时期。文化作为规划编制的题中之义,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追寻和平发展梦想愿景的精神依托与身份表征,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也会遭遇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。有鉴于此,深入分析大变局中的文化发展时代特点,科学把握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建设的关键环节,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  通过“媒介化赋能”做大参与主体和创业主体数量级

  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需要用历史的、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审视。

  对大变局作“百年未有”的时间限定,意味着现阶段发生的时代变化,无论从力度上、频率上、范围上来看,还是从确定性因素、不确定性因素来看,都是过去百年间绝无仅有的。

  从文化发展自身及影响文化发展建设的制约因素来研究考察,可以十分清晰地发现以下几方面显著影响:

  首先,文化在全球总体发展中的权重有大幅度增加,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文化发展水准的又一种表述。2016年,联合国发布的有关报告就已直接命名当今时代为“文化时代”。

  “文化时代”的出现,与21世纪以来文化呈现的普泛渗透化、跨界融合化、主体模糊化发展趋势直接相关。目前,文化几乎扩张渗透到了所有行业、产业,产业的文化化也已成为提升品牌附加值的必由之路,文化与其他行业、产业间的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。用时髦的话来说,就是所谓的“文化+”和“+文化”。

  其次,美国近年来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潮流,强化了而不是消弭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壁垒,“划线站队”和“政治正确”成为一些受裹挟国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,经贸乃至文化交流徒增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

  再次,互联网通信技术、数字多媒体技术、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等叠加融合与全面普及,既从产出规模、产出效能、传播速率等诸多方面让文化发展建设实现了巨大跨越,也通过为民众实施“媒体化赋权”和“媒介化赋能”,做大了文化建设参与主体和创业主体的数量级,为文化的创新超越提供了无限可能。

  在此特殊背景下,立足世情、国情来谋划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建设就尤为需要考量、把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中体现出的时代规律。

  警惕陷入由特定推送营造出来的“信息茧房”困局

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,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发展的基本盘。

  假如说20年前的文化发展模式尚处于1.0时代的话,那么今天已经进入2.0时代乃至3.0时代。其间,文化发展建设隶属于人类精神内容生产的根本属性没有改变,依托个人或团队扎根现实并实施文化审美内容的原创逻辑没有改变,但借以开展文化创新的媒介、工具、手段、流程、平台等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。因而,简单沿用1.0时代的规划套路来谋划文化发展建设,难以做到有的放矢。

  明智的做法,理应是顺应以下四个方面的时代变化趋势:

  一是文化网络化。当今几乎所有的文化生产实践与文化投入产出,都或多或少地要和互联网发生关系。离开了互联网,很难让文化发展成果传得远、传得广。网络空间已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受众关注度的文化信源和公众舆论场。实施媒体融合的第一要务就在于,传统纸媒、广电媒体等要对接融入互联网平台,实现网络化传输供给。

  二是文化数字化。这可以说是媒体融合的又一个着力点所在。日常的线下文化生产供给和消费服务,一旦实现了互联网呈现及多媒体嵌入,就相当于实现了线下线上融合、新旧媒体融合。此外,优秀文化典籍、文物图像文字的保护性开发,也需借助多种手段实现数字化扫描、翻拍、摄录、存储、展示等转化。唯有如此,才有可能让它们再现生机活力,进而真正惠及子孙后代。这同样是文化数字化的必由之路。

  三是文化虚拟化。这是当今时代最能以高科技手段拓展文化想象力、施展人类创新才干、再现文化时空意象的趋势亮点所在。举凡数字电影技术中的自然灾变电脑特技、古代军团的大规模集群作战特技、科幻影视作品中的未来场景、全息投影等,都仰赖于数字虚拟技术的贡献。

  四是文化算法化。算法通常和信号传输速率、计算机算力以及人工智能发达水平密切相关。当前,联网的智能手机用户已占到全民的八九成,微信、抖音等社交娱乐App更是全球盛行,网媒广告粘人式精准投放,社会信息借助新闻算法定点推送,这都得益于互联网传播技术尤其是4G、5G技术的迭代进化。可以预见,区块链、物联网及人机融合等技术的普及和升级,将进一步让文化供给与消费受制于算法、算力。

  应当看见,虽然文化在当今时代享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,但它必然还需遵循自身特定的发展规律。网络化、数字化、虚拟化、算法化说白了也是“双刃剑”。缺失人文的考量和谋划,足以让文化发展建设走偏、跑斜。

  例如,网络空间在真实创造、生产和展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同时,也出现了像标题党泛滥、谣言四起、网络暴力、洗稿剽窃等泥沙俱下的伪文化、反文化乱象,严重干扰了公众的认知。

 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,即使与这类乱象完全无涉,但网络算法不加规约的应用,也会让广大网络用户在不经意间陷入由特定推送营造出来的“后真相”境地及“信息茧房”困局,从而削弱人们对客观现实真实性作出理性、全面判断把握的能力。

  不管怎样,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,更不是舆论飞地。我们必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,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。就此而言,即便我们主动顺应上述发展趋势,也需要在谋划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建设时“以我为主”地力争社会效益至上,进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  在文化产业、文化事业的交集互补中确定共赢边界

  从表面上看,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文化发展建设开辟了更大空间、预设了无限可能。然而,伴随这一大变局出现的多重变量,也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。

  假如说既往的文化发展建设遵循的是相对单一的线性发展逻辑,那么今天遵循的就可能是散点化、多样式的发展逻辑。因为当今文化的原生场域、主体构成、愿景诉求不再单一。在此逻辑下谋划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建设需要恪守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:

  第一,坚持人民性与导向性的辩证统一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是新时代开展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则。必须看到,滋养文化、创新文化、承载文化的原动力和支撑点来自人民。但是,坚持人民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甄别、没有立场地盲从众意。在听取民意的过程中,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导向性尤为重要。事实上,文化发展建设的基本盘再怎样变,都不能脱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这一基本原则。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曲折中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跨越,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意识形态为引领,从而不断走向胜利、不断实现超越。谋求大变局中的文化大发展,同样离不开以此先进的理论为指引。

  第二,坚持公益性和市场性的辩证统一。文化的生产供给在消费上虽然比不上“衣食住行”的刚需,但毕竟事关人的精神引领和灵魂塑造,所以保障基本文化供给消费的公益性是应当不断强化的原则。与此同时,也不能对坚持市场性有所淡化甚至偏废。市场性是确保文化生产供给实现更有效、更广泛配置资源、资本要素的制胜手段之一,也是促进文化事业、产业实现扩大化再生产的依托所在。在此过程中,行政管理和规划调控应当与其实现正向组合,从而进一步激发文化发展建设的全要素生产率。简单来说,市场性与公益性要在文化产业、文化事业的交集互补中确定共赢的、弹性的操作边界。

  第三,坚持娱乐性与教育性的辩证统一。大变局中最具受众关注度、参与度的社会文化热点,应该说就是移动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万物万人的“泛娱乐”。休闲娱乐是人类寻求身心愉悦的自然天性,教育教化是人类求得文化正义与文明延续的根由所在。就此而言,没有道理放任“泛娱乐”成为脱缰的野马。展望“十四五”时期,谋划文化娱乐产业做大做强的时代旨归,还得坚守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原则,力求让娱乐不越界、不出格,力争让教育、教化细雨润无声。(徐清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)